大A、宁生和老马，东北高校LGBT社团的挣扎 | 中国三明治
文 | 吴楠
大A和宁生的努力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
东北某大学LGBT社团“青彩Union”的社长大A，决定在2016年的这一天，做一次与传统宣传方式完全不同的艾滋病防治科普活动——长达7天的静态影展。影展在校园里的一间咖啡厅进行，展出33张由志愿者拍摄的艾滋病主题的照片。
2个月前，大A着手拍摄一段要在影展上播放的宣传片。没有脚本、没有摄影机、没有剪辑……他坐两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从另一所大学的老乡手里借来单反。一个同学一个同学的发动、给多个城市和高校的朋友发电子邮件，请他们出镜。请来懂得剪辑的学长帮忙。
最后这部大约七分钟的宣传片里，有着不同笑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性取向的青年人，面对镜头，说出自己对艾滋病的认知、了解，对未来的希望，甚至谈到如果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会怎样生活。
大A刻意地突出了最原生态的真实感，选择了简单的白色背景，保留了“沙沙”的背景声和出镜者说话时的呼吸声，还有偶尔冒出来的汽车喇叭声。那些浅浅的声音，仿佛心跳一样自然美好。
然而采访的过程并不简单，一开始他们就频遭拒绝。路过的大学生听到是关于艾滋病的话题，还要出镜，拿出了诸如有事、天冷、妆容不好、不想拍摄等理由搪塞。过了半个多小时，只采访了五个人。10月的东北已经很冷，用单反拍摄不能戴手套，大家手上的皮肤冻得变薄，一不小心就被划出细长的口子，不得不跑到教室里取暖。
“听说过或者见过艾滋病感染者吗？”“觉得什么群体比较容易感染？”“安全套可以防止感染艾滋病，你会使用吗？”在拍摄中，除了拒绝的人多，很多学生的回答也让“社团”成员们瞠目：“艾滋病是滥交造成的”、“汗液也会传染”、“拥抱也会传染”。
尽管任何人都存在着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但作为知识面相对普通人更广的大学生，这样的理解让人担忧——艾滋病知识普及仅仅依靠官方，是否远远不够？
学校在艾滋病日这一天，通常的做法是举办讲座、发放宣传卡、教导学生克制性欲，连安全套都不考虑发放。大A听到有一位老师说，“快把安全套藏起来，让同学们看了多不好！”
而大A的防治艾滋病公益社团“青彩Union”，却因为无法注册，一直不能合法招新，更无法“合法”地组织活动。
据说目前国内“只有三四家大学通过了同性恋社团的注册，其中一家社团的负责人是高校教师。”虽然不喜欢被行政化束缚，大A“曲线救国”地找到一位性社会学专业的老师，求他做指导教师，为社团的“合法化”寻找可能。
老师兜了个圈子，要社团先注册成功，再担任指导教师。大A硬着头皮把申请表提交给社团管理办，他在申请表上一笔一划地写，“社团的工作方向是艾滋病预防”。过了两天，得到的答复是不批准，没有任何理由，这样的结果在大A的意料之中。
在大A所了解到的高校社团管理办法中，不存在以“性取向”作为批准依据的条款。但这并不能影响校方通过批准，来表达对学生自发形成的组织的价值判断。
根据美国学者金赛的报告，同性恋人口占总人口比率10%。而很多其他调查结果则认为该比例约是从1%到4%。这样的少数中，相对更为稀少的大学生群体里，只有少上加少的大学生能够站出来，成立不被校方认可的、以“不问不说”的方式存在的LGBT“社团”。
2016年9月的某一天，东北另一所高校里，宁生站在校团委办公室门前，迟疑着。这是他逼自己第四次站在团委老师的面前。也是为了争取注册的问题。
校团委老师见到又是宁生，轻微地蹙眉。
宁生是一个叫做“色谱”的LGBT大学生“社团”的社长。一年多前，宁生通过网络上素未谋面的同性恋朋友几经辗转的介绍，加入了“色谱”。他并未参加过“社团”活动，只是在“社团”微信群里聊聊天。有天前任社长突然在微信上直截了当地和宁生说，“我毕业了，社团交给你吧！”宁生很惊讶，在此之前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色谱”的第二任社长。
一年前，“色谱”做过“彩虹旗签名漂流”活动，举着彩虹旗的几位大学生，都是“色谱”的前任社长的异性恋室友。对于异性恋大学生来说，LGBT并不是奇怪的、可有可无的存在，无论是宁生还是大A，都得到过很多异性恋朋友对LGBT群体的支持。
当时活动现场的男生大声而热烈地向别人招呼，“我们在做一个签名活动，麻烦来支持我们，好不好？”像是街边新店促销活动一般。
有人边走过来签名边问，“这是什么旗？”举着彩虹旗的几个同学七嘴八舌，“这是代表性少数的彩虹旗，表示性别的多元，包括男女同性恋、跨性别……”那人仿佛看到了怪物，把笔猛地塞回来，加快脚步，逃了。
一位大妈带着小孙子走过来。大妈弯下腰，逗小孙子，“咱们也来签个名。”举着旗子的同学忍不住对大妈说，“这个是同性恋的……”大妈布满皱纹的脸上现出诧异的表情，“同性恋是啥？”
在这所985高校里，有近五十个社团。除了“色谱”，没有任何LGBT或与性少数有关的社团，更没有任何与性别、性向、艾滋病防治有关的学生社团。
不过，这所高校的LGBT群体、特别是男同性恋群体中，存在着一个叫做“彩虹”的QQ群组织。彩虹群成员高达二百余人，几乎都是在校大学生。宁生也在其中。“只要有我们学校的学生证，和一个QQ号，就能加入。”
彩虹群组织的活动跳不出吃喝玩乐。比如“日租房”活动。高校周边，会有房主把住宅改装成带有体感游戏机、麻将桌、台球桌等娱乐设施的场所，按天租给大学生，租金大约为一百五十元。彩虹群常会租下一天，然后在群里发公告，感兴趣的男同性恋大学生可以去玩，一般AA制消费。
但这样的活动不是宁生想要的，也不是大A想要的。
在“青彩Union”成立最初，仅有大A一个人，“社团”第一个活动是图书漂流。他把“青彩Union”的微信公共号二维码做成贴纸，粘在以男同性恋内容为主的某杂志封面上，挑了一家咖啡馆作为图书漂流的“码头”。这家咖啡馆藏匿在大学家属区，被学生们熟知。
三十多岁的老板是一个温和的男人，在大A紧张阐述举办图书漂流的想法时，他出人意料的热情，“没问题！以后有类似的活动，需要用场地，尽管来，免费！”
于是，“青彩Union”迎来了在咖啡馆组织的一次活动，大A请了两位同性恋子女的妈妈来和大学生做交流。那一天阴雨连连，风大、天冷。活动现场算上大A和志愿者，才五个人，稀疏地围坐在咖啡馆中央的长桌边。天气糟，咖啡馆没有其他客人，愈发冷清和尴尬。
大A抱歉地给两位妈妈打电话，“我们只来了五个人，不好意思让你们折腾一次。不然取消吧！”两位妈妈说，“人多有人多的交流方法，人少反而可以回答每个人的问题。”
“其实就交流了一个小时，其余的时间都在闲聊。”大A将活动参与人少的原因归结为天气不好。然而大A忽视的是，在一个公开的环境下，让大学生亮出自己的性少数身份，怎样保证他们的安全和隐私，是活动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核心难题。
老马的外部努力
在一间三十平左右的会议室，长方形的会议桌子被堆到墙边，地毯和窗帘是很吸光的深绿色，已分辨不出是不是经年累月的脏。大约二十个人围成一圈，环抱着投影屏。有五个人轮流坐在投影屏前讲述自己的故事，听完故事，大家可以提问。
举办这次活动的，是名为“爱之援助”的LGBT群体NGO组织，负责人老马为这个活动起名为“彩虹青年说”。他希望通过以故事主人公讲述亲身经历的形式，让更多人易于了解和接受同样身为性少数人士的不同经历，以求扩大视野和获得更好的自我认知。目前已有近30名讲述者从出柜、形式婚姻、艾滋病感染、反歧视等多个与LGBT群体相关的角度讲述自己的故事。
同时老马还在实施另一个培训项目“青年领袖计划”，面向更有想法和行动力的LGBT大学生，宁生和大A，都是“青年领袖计划”中的一员，他们接受了比“彩虹青年说”的参与度更高、专业性更强、挑战性更大的培训。
“青年领袖计划”的氛围非常活泼。在两天的时间里，学员们要完成接纳性话题、谈论性话题的训练，最后实现围绕性别、性向、艾滋病防治等方向自主地开展“性工作”的能力。
一年前，老马尝试着“打入”高校内部，希望能得到官方的认可，在高校内持续地开展艾滋病防治教育。但面对校方一连串“你们有相关的资质证明材料吗？你们的主管部门是什么？你们的机构有艾滋病防治的能力吗？”的质问，他很是无奈。
老马的NGO组织的工作之一，是为LGBT群体提供安全性高、保密性高、准确度高的艾滋病快速检测服务，并对感染者提供相应的心理支持和就医支持。
从LGBT群体的需求来看，呼吁性别性向平等和艾滋病防治是两条平行线。LGBT大学生“社团”必须在这两条平行线上并行，一个是爱护心灵，一个是爱护身体。LGBT大学生成立社团，逐步尝试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对于成立者、参与者自身来说，是寻找、发现和突破自身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甚至可以视为和学业同样重要。
但大学LGBT社团防治艾滋病工作瓶颈的产生，并不只是自身的能力与发展前景，也和学校有关。
“我可以在大学生群体中做艾滋病快速检测。一旦发现了艾滋病感染者，我没有能力去做后期的心理支持、药物支持。甚至连简单的陪伴、守护都有些困难。如果校方向我要感染者名单，我给还是不给？给的话，泄漏了个人隐私，没有保护好我的同学，辜负了他们的信任。不给的话，学校会轻易放过我吗？我的身份毕竟还是学生。”大A说。
“性少数人群都害怕去医院面对各种各样歧视的眼光”，老马说，“目前的大众视野中，艾滋病毕竟还是和同性恋、性滥交划等号的。而我们能进行的也只是初筛，最后需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证。但作为性少数的同类，我们可以陪伴感染者。特别是最初发现感染的时候，这个阶段是最难熬的。”
但艾滋病与性取向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或许相关数据是最好的佐证。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提出的，“我国每年新发现的15岁-24岁青年艾滋病或艾滋病携带者病例，已从2008年的8354例上升到2015年的16986例，其中青年学生的构成比从2008年的5.8%上升到2015年的19.1%。”这既包括了性少数群体，也包括了异性恋群体。只不过“同性恋会感染艾滋病”的污名化言语，让LGBT群体成为普通人眼中的艾滋病易感人群。
一个在医学院读书的硕士研究生在老马的办公室通过快速检测发现出艾滋病毒抗体为阳性时，他和几乎所有的大学生感染者一样，崩溃前问的唯一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不是你？”老马说，“被爱情一时冲昏了头脑，不使用安全套、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性行为，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感染艾滋病的几率是一样。”
但还有更多的大学生并不知道这个事实，他们还停留在闻“艾”色变、却不自我保护的阶段。
“处于二十岁左右的大学生作为性活跃群体，思想上还是比较单纯的，乐于相信爱情，经常通过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来证明对爱情的信任与付出。这造成了大学生群体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很大。”从事艾滋病防治近十五年的老马说。
老马组织了一次小额招标会，主要面向LGBT大学生，以求支持他们在各自的高校内开展艾滋病防治、性向平等等相关活动。这也是在被高校频频拒绝后，NGO组织开始采取的策略。
大A来了，宁生却没有来。而这次会议上，很多参与者都是活跃在各大高校的“老面孔”。
尽管高校内的LGBT大学生“社团”没有通过校方的注册，但通过互联网以及智能手机等多种方式，“社团”已形成组织形式较为松散的联合体。这一联合体在诸如老马的NGO组织举办的培训会议上，实现了对高校内活动形式的“拿来主义”。
无论是活动的形式，还是资金预算，无论是风险控制，还是规避校方干预，不同地区的高校学生通过业余时间的交流和讨论，在培训结束后，会各自形成适合本校的活动方案，只需要挑选合适的时机进行实施。
这样的“拿来主义”在帮助大A、宁生在应对繁重的学业压力、求职压力的同时，应对了既要管理“社团”，又要举办活动的挑战。而在其他高校得以成功举办的活动，在存在地区差异的前提下，依然很好地吸引了高校学生的眼球。更何况，LGBT大学生“社团”与“性”和“艾滋病”的天然联系，使其在高校学生内部具有较高的识别度。
也许大A和宁生等LGBT大学生通过表达对校方的害怕、担忧甚至排斥，自建得不到认可却努力生存的LGBT“社团”，组织同龄人更喜欢的活动、拍摄影像来尝试发声时，已经在不断地影响着大学生对艾滋病的认知，而且不仅仅局限于LGBT大学生群体。
难以忽视的是，高校LGBT学生“社团”如同一股细微而坚定的气息，冲过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瓶颈，经过喇叭口的放大效应，很可能会在高校大学生内部生成尖锐的声音和回响。而那时，自居高坛的校方和处于外部的NGO组织该如何引导其发声，是否考虑共享大学生群体内的艾滋病宣传预防资源，则是需要面对的一个全新问题。
＊文中人物为化名。
选择出柜的时刻，他们和父母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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